《寒门》昭山客

31、第 31 章

　　第三十一章 向原野发出呐喊

　　当上了镇长，东峰内心兴奋，狂热，犹豫，有些恍恍惚惚的。那一天，是正月初六，陈二苟过来跟他说，还没出正月十五，还是过年，村委会几个人想请他吃餐饭，已经安排了，在付大鸣家，他家里杀了头羊。
　　东峰想推脱，但终究抹不开情面，又想过去当村长时常常在一起吃饭，当了镇长不能一下就疏远了，再说，以后的工作还需要他们支持。更重要的，村支书陈二苟和村长付大鸣过去是有些隔阂的，现在他们团结和谐，这是难得的，他应该去参加他组织的聚餐，说说勉励的话，激励他们。农村里把吃饭喝酒的事是看得很重的，看成是联络感情的事，是给不给面子的事。并不宽裕的乡下人十分讲究礼数，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送我桃子，我赠你李子。在正月里请吃饭，叫做吃春饭，只有长辈或有威望的人，才有这样的待遇。即便是过去穷的时候，吃春饭也是不能省略的，宁愿自己不吃不喝，也要省酒待客。
　　东峰当然不能负了这片盛情，不能不给面子。即便当了镇长，也是南塘村出去的镇长，乡里乡亲的，不能不讲礼数。他跟家里人打过招呼，就顺手提了几瓶大米大曲去了付大鸣家。
　　付大鸣家也建了新房子，白墙青瓦，是一个小院子。他去时，陈二苟和治保主任李小平、妇女主任张佩珍、村会计张季同几个人都到了。付大鸣见东峰提了几瓶酒来，就说：“我们几个人一起请你吃餐春饭，你还带酒来，是不是生分了？你当了镇长，我们是从内心为你高兴呢！”
　　东峰把酒放到桌上，说：“大过年的，我不该跟你家老父亲拜个年吗？我是镇长，在你八十多岁的父亲面前，我是晚辈呀，哪有晚辈不给长辈拜年的。别嫌弃我的酒便宜，存了好几年的大米大曲，醇着呢，不比市面上的好酒差。”
　　付大鸣就说：“好，你的酒就留着给我老父亲和我慢慢喝，今天喝我的五粮液，也是存了几年的，平常不舍得，今天这几瓶全拿出来。”
　　“我们今天沾镇长的光，能够喝到大鸣的五粮液。可别是假酒呀，喝假酒还不如喝镇长带来的大米大曲。”陈二苟说。他把手中的烟蒂丢到脚下踩灭。
　　“哪能呢，你就这瞧不起人？要假，也不能怪我呀，我心是诚的。不过，现在弄假货的太多了。”付大鸣说。他对那几瓶五粮液究竟是不是真酒也没把握。但他说完之后就后悔起来，村里人都知道东峰家的僮僮就是吃了假安乃静而夭折的。这假货的事说不得，伤疤不能去揭。他责备自己是大嘴巴，关不住话。
　　“别争了，今天我们试试不就知道真假了？”东峰说。
　　就在他们说话间，付大鸣妻子就将一大盒热气腾腾的炖羊肉端到大圆桌上了。付大鸣儿子是去年考入华中理工大学的，他跟母亲帮忙，将一盆五圆炖鸡端上了桌。村里的张会计也跟着进厨房去端菜。付大鸣请东峰入席，然后大家入席。东峰对付大鸣说：“把你老父亲请出来吧，我们头一杯敬他老人家，然后我们再喝。”
　　“别了，他不习惯跟我们在一起，他在厨房，他跟两个孙子在一起吃饭自在些。”付大鸣说。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先去跟他老人家打个招呼。”东峰说罢，就站起身，进厨房去跟付大鸣父亲打招呼。付大鸣和陈二苟也跟着进去。他们都知道，东峰是一个注意礼节的人，从不装大。
　　付大鸣父亲过八十了，走路颤巍巍的，但头脑清醒，见东峰跟他拜年，就说：“当年你父亲人好呀，他的福报都体现在你们几个儿女身上了。我在南塘生活了八十年，这村里没出个官，如今你当了镇长，是最大的官了。你跟我拜年，我哪受得起呀。”
　　“应该的。现在日子好了，就盼着您长寿。我们几个人都祝您长命百岁呢！”东峰说。他忽然来了兴致，说，“我们跟您约定，您活到一百岁时，我们几个都来给您祝寿，办寿宴！”
　　“好啊，好啊，借镇长的吉言了。”付大鸣父亲喜不自禁。
　　在入席喝酒的时候，大家敬过东峰一轮，就不再敬了。大家都知道东峰的酒量，知根知底的，最多三四两。他家只有南峰的酒量大一点。东峰说：“大家知道我是不能喝酒的，但我今天给每人敬一杯。一是给大家拜年，感谢过去对我的支持；二是希望大家以后仍然像过去一样支持我，帮助我，我仍是你们的东峰；三是通往镇里的这条路，希望开春以后就开始动工修建，该用石头水泥砌好护坡的，要砌好。一定要拉直，拉直了去镇上的时间要节约一半多。这事，不能再拖了！”
　　从当村长开始，东峰就有一个修路的愿望，他一直忘不了爷爷的死，就因为曲折的山路耽误了抢救的时间。没有大路通镇上，通外面的世界，村民如何奔小康？可他当村长时要办的事太多，那时钱也不够，现在村里的集体经济有了积累，这修路的事该落实了。想到这里，他举杯跟陈二苟碰杯，叫了声：“二苟叔。”
　　陈二苟见东峰当了镇长还称呼他二苟叔，十分感动，他举杯喝过，说：“我代表大鸣一起向镇长表个态，南塘村的各项工作都不给镇长拖后腿，只会争光。你是从南塘村出去的，是我们的光荣，南塘村的工作搞不好，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请你喝酒？修路的事，本是你当村长时就定下来的事，我们也计划是今年开春就动工，出了正月十五就动工，村里出资，各组也出二三十个劳力，建筑公司为主组织施工，他们目前没有路桥资质，但修简易公路是可以的。大鸣有个想法，借修路积累经验，以后说不定可以参与修公路呢！我们村修了，不信其他村不修。”
　　“要致富，先修路。我当镇长想从修路开始，把各村的路都拉通了。你们带了头，真让我高兴！这样，我再喝一杯。”东峰豪气大发，端起又被斟满了的酒杯，与陈二苟干了一杯。
　　酒饮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生活。曹操以为饮酒乃生活必需，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孟浩然则说饮酒是生活质量：“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热爱生活的苏东坡说酒是生活态度：“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可见诗酒相伴成了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史。在东峰看来，人间有真情，酒是添加剂，而饮者的精神世界各异，对酒的理解和饮酒的体验也大相径庭。饮酒要有一种氛围，喝酒要合适的人。氛围好，人的酒量似乎都大一些，仿佛登高站在山巅，内心由窄变宽，念天地之悠悠，悟人生之悲欣。他想他今天的心情就是这样。
　　东峰这晚上已喝了半斤酒了，超水平发挥。喝得差不多的时候，付大鸣问陈二苟：“怎么样，是真酒吧，假酒一喝就上头，就醉。我们六七个人喝了三瓶，没见哪个醉。把最后这瓶喝了怎样？”
　　“只能说我们运气好，碰上真酒了。”陈二苟说。他对开第四瓶不置可否。他的眼睛瞄了瞄桌上的最后一瓶酒，难得喝到的五粮液真酒啊，以一种惊魂失魄的味道存在！
　　“我不能喝了，要喝你们喝，过年吧，你们尽兴。”东峰说。
　　镇长不喝，大家只能不喝了。其实除了陈二苟的酒量大一点，大家也喝得晕乎了。东峰回家时，大鸣要送，说外面天黑，看不见路。东峰不肯，大鸣又让他读大学的儿子送，东峰坚持不肯，说：“这村大路小路，我闭着眼睛都能走。”
　　他和陈二苟不是一个方向，陈二苟他们几个往北，他一个人往东。他沿着小路回家去。他的两眼有些迷瞪，脚有些飘浮，重一脚，浅一脚的。他偶尔听到有狗汪汪叫几声，也有哪家的小孩还留着几颗鞭炮噼啪几声，又噼啪一声，犹犹豫豫的，小心翼翼的，是试探的意思。还有村里串门的人遇见他，就赶紧避开，不想惊扰他。他突然有一种说话的欲望，但偶遇的人都避开了。他产生一种孤独的感觉。
　　走着走着，他忽然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走到村部来了。村部门口代销店的灯还亮着，那苍白的灯光像是黑夜里闪烁的眼睛，又似寒夜里一团温暖的火。那代销店早已不是杏芳的了，她转给了下屋场的李婶家，李婶母女将代销店扩充，像一个小超市了。东峰咳嗽一声，索性过去跟小超市里的李婶打招呼。李婶见是东峰，有些吃惊，就热情地邀他进店里坐坐，东峰摆手，问她年过得好不，生意怎样，李婶说生意好呢，过年这几天细伢子细妹子来买东西的多，搭帮转让了杏芳的店子，这些年赚了些钱，供老满上了大学，接下来准备把旧房子拆了建新房。
　　说着，李婶拿出一罐饮料给东峰，东峰不要，说：“我就是走走，你们好，我就高兴。”他朝李婶挥挥手，转身往家里走。李婶追出来，左手一把糖，右手一把槟榔，硬要塞给他。说槟榔是桂子油的，石灰水泡的。东峰推不过，就捡了颗槟榔，塞进嘴里，嚼了几口，说有我娘做的味道。
　　夜风呼呼地吹，在枯瘦的寒柯上战栗。寒风把东峰的整个身体都吹透了，他也不觉得冷。他的轻浮的双脚，在他吐掉槟榔渣的那一瞬间，变得有力起来。他走在回家的小路上。这条小路，印满了他的足迹。他当村长的几年，天天在这条小路上来来回回。哪一段有树，是樟树还是丛树，哪一段有灌木，哪一段有石块，有小鱼塘，他如数家珍。
　　一直到二十九岁，他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即便被录用为国家干部去镇计生办上班，他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自己的家就是自己的家乡。但家乡只属于童年，成年以后，人只有精神的家乡，没有身体的家乡。因为成年以后，人的身体有了多面性，可以接纳故乡以外的所有地域。但是今晚，东峰好像是完成了一次精神还乡。
　　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有人创造历史，有人被历史抛弃。人生的路很多条，在短暂的选择中，如果你走上了这条路，就永远告别了那条路。“我，朱东峰，我没有逃避，我不后悔我选择的路，我要成为创造历史的人！”他向黑暗中的原野发出呐喊。原野上的万千景物神秘朦胧，奇形怪状，像是呼应他，远处的大河传来奔腾的声响。
　　东峰的另外一条路，是高考的路。时至现在，那遥远的深秋，那薛老师房间里传出的悠扬的琴声，那个从云阳中学校园匆匆逃遁的自卑的身影，仍然像一场乱梦，留下了模糊的碎片。那一日，当他回到家乡的土地上，他满怀愁绪，满眼泪水。那一日之后，他就扎根在家乡的土地上，像牛一样耕耘，像牛一样活着，低头咀嚼青草的苦涩，卑微地活着，可是第二天，他仍能看见爬过山头的太阳，看见那火焰一样光芒万丈的太阳。
　　他是带着悲壮的激情而走上当农民这条路的。他遵从了内心的召唤，做一个对家庭负责的人，做一个建设家乡的人，做一个创造历史的人，以青春之我，建设青春之农村。当他看到母亲脸上的笑容，那从鱼尾纹里漾出的微笑；当他看到三弟和四妹考上大学的欢颜，那骄傲的神情；当他看到村里的百姓不再为粮食和钱争吵，开始过上有饭吃、有衣穿、有钱用、有好房子住的日子，他觉得自己是充实而有收获的。“我凭什么自卑呢？自卑是胆怯，是没志气，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的低声哭泣，是一只落群的鸟在寒夜树上断断续续的哀鸣。”他把自卑抛向那滔滔的大河里，随水流去；他把自卑变成了自尊，变成了奋进的力量，变成了豪迈的誓言，变成了屋后的巍巍青山。
　　贫穷如同符咒一般，把东峰与另外一个神圣的世界联结，成为他进入那里的凭证。这样也好，两手空空，他反而没有任何负担，可以不管不顾，一门心思勇往直前。如同远游最宜轻简，辎重过多便成负累，内心带着那么多辎重——自卑或虚荣，怎么走完那么修远的漫漫人生路？
　　东峰当上了村长，为全村人谋幸福。如今又当上了镇长，一镇之长，当然要为全镇百姓谋幸福。他相信云阳镇就是他创造新生活的最好舞台。“我还只有二十九岁啊，一个人最好的年纪，我不能辜负了。就好像我家院子里的大树，深深地扎根在土地上，扎根在生活的泥土里，努力向着天空，伸展出繁茂的野心勃勃的枝叶，它需要阳光和雨露，也不惧雷霆和风暴。我就是这大树一般的男人，撑开茂密的浓荫，把风雨挡在外面，把全镇的百姓护在里面，踏踏实实的。”他在心里说。
　　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杏芳早准备了热水泡脚，里面放了几块捣碎了的生姜，生姜是驱寒的。她见东峰脸红红的，就心疼地说：“没有喝多吧？”
　　“有点过量。走走就清醒了。”东峰说。
　　“明天初七要去上班了。以后喝酒的机会多，可得注意呀。”杏芳小心地提醒说。
　　“我会的。”东峰说。他又孩子气地调皮地说，“你老公我是那一见酒就走不动的人吗？”
　　然后，他脱掉袜子，惬意地把双脚放到了热水桶里。

　　东峰就是带着这样的激情去走马上任的，意气飞扬。这激情像一团火，一直在他的内心燃烧，同时也给他注入一种强大的力量。
　　他带着十七个村长来参观南塘村修的简易公路，让陈二苟和付大鸣介绍修路的经验，村里出资金，各组出劳力，建筑公司组织施工。陈二苟在村部摆了三桌，请兄弟村的村长们吃饭，他豪气地说：“过去呀，我也有私心，想等上面给钱修路，但是等了多少年都白等了。朱镇长要我们自己想办法。这路是我们的，我们村里每个人都受益，我们还等和靠什么呢！只能靠我们自己。”
　　东峰认为南塘的模式可以在全镇复制。他响亮地说，要致富，先修路。路修好了，农产品送出去就方便了，连外商外资都会来。这不，大家看看南塘村把简易公路修好了，居然有两家买了大汽车搞货运的。要致富，早修路啊！
　　榜样的力量鼓舞着村长们。这以后，有十四个村开始组织修路，把通往镇上、通往省道、国道的泥土路、坑坑洼洼的路，修平整了，有钱的村还像南塘村一样，铺上了水泥。还有一个村，村里有个养甲鱼的，把甲鱼店开到了省城，赚了大钱，他拿出了100万，为村里修了条水泥路，他要求这条路用他的名字张大海命名，叫大海路。村长跟东峰请示，说这张大海的父亲原是村里的地主，□□中挨过批斗的，这一命名，会不会有老百姓认为变天了，感情上接受不了。东峰说：“修了路，得好处的是老百姓，怕什么！小平同志说，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呢。”
　　修路是看得见的变化，那是通往城市的路，是接通世界的变化，是追赶时代的路。看不见的是人的思想变了，由保守走向开放，由墨守成规变得活灵活泛。一些农民开始搞种植，搞养殖，把一车车的农产品通过简易公路，送往县城，送往大城市。
　　时间在忙碌中过去，转眼到了1989年9月的最后一天。一早，东峰和镇委书记王炳仁去县里开会。他要上吉普车的时候，办公室主任谢前进追着来告诉他，说地区打电话来，说上午他们有干部陪台湾回来省亲的人到南塘村刘炳忠家，希望镇长参加。
　　“台湾省亲的人要来我岳父家，还有台办干部陪同。这是怎么回事呢？”东峰心里纳闷。他记得杏芳跟他说过，她父亲有个大妈妈和姐姐在1949年的时候去了台湾，那大妈妈已是八九十岁的人了，那姐姐也60岁了，难道是她们回来了？
　　王炳仁听到了谢前进的话，就对东峰说：“要不，你就留在镇里等，我去开会算了。”说着，他就伸手打开吉普车的前门。
　　“陶书记开的会，不好请假呀。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听完他的报告，我再回来不迟。”东峰说。他也跨上了吉普车。他大声对谢前进说：“告诉他们，我中午回来。”

　　上午10点多的时候，有一辆桑塔娜轿车顺着简易公路，开进了南塘村。在村部门口，那轿车停了下来。村里很难得有轿车进来，那车一停下来，就引来一群小孩子们围观。打开车门，下来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太，大眼睛，大脸盘，抹着红嘴唇，头发自来卷，打扮精致而优雅，手上耳上戴着珠圈、珠镯和宝石戒指，珠光宝气，照耀人眼。她既像城里的官太太，又像是大商人，反正气质不一般，洋气。接着，一个穿休闲服的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也从车里出来，一个中年男人最后下车，他穿件中山装，干部模样，一看就知道这中年人与老太太那几个人是有区别的，是作陪的。他对老太太说：“刘女士，这就是南塘村了。”
　　“我知道，这挂着牌子的村部，是我们家的呢。四十年了，没变什么呀，基本保持了原貌。只是院子里的树和外面的树，怎么还是四十年前的样子没长大多少呢？”老太太说。
　　“您见过的树应该都在大炼钢铁时砍掉了。这些树，是后来栽的，也长成大树了。”中年人说。
　　“世事沧桑啊！”老太太感慨道。她叫过年轻人，说，“志光啊，这就是你外公当年在乡下的房子，小时候，我在里面住过，玩过。”
　　“妈，这房子放到台湾也有模有样呢。看来外公家当年很显赫呀，富甲一方。”年轻人赞叹说。他拉着小女孩的手，小女孩眼睛大大的，这里瞧瞧，那里看看，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我们去刘炳忠家吧。”中年人对老太太说，“您弟弟应该知道您会来，我们一早就通知了。”
　　“好。”
　　田野里的稻子都收割了，一下就显得空旷辽阔。田里竖着电线杆，那电线一道一道的，在天空中划出细细的痕迹。有几朵云彩，在天上慢慢地游动，像是闲庭散步似的。不知是谁家的菜地，郁郁青青的一片，长势喜人，是早栽的白菜。有狗在远处汪汪几声，又知趣地摆摆尾巴走开了。“这乡下真好啊，这故乡真好啊，连空气都是甜滋滋的，连狗也通人性呢！”老太太边走边感叹。

　　早有孩子们跑着去刘炳忠家报信，当老太太一行要走进刘家院子时，刘炳忠的妻子就燃起了鞭炮，噼啪噼啪噼啪响个不停。志光赶紧要进院门的小女孩捂住耳朵。刘炳忠在院子门口迎接。当他打量迎面而来的老太太时，嘴唇打着哆嗦。一早，他就接到村部的通知，说有客人来，是台湾来的，他就猜到了应是他的同父异母姐姐。他的心情既激动又紧张。他从脑海里搜寻关于姐姐的一切记忆。他感叹时光流逝，怎么一眨眼过去，姐弟俩都成了老人了。他盼望见到姐姐。他也期待知道在海峡那边生活的姐姐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是不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他和妻子两个人把院子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又一遍，又请守水库的雇工打了一网鱼，请他们过来杀鸡，帮着做饭。
　　“姐。”刘炳忠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努力从老太太身上寻找当年那骄傲的姐姐的影子。
　　“你是炳忠？”老太太伸出的双手微微发抖，脸颊也微微颤抖，眼里闪着泪光，“你怎么也老了，有白发了，有皱纹了。”
　　“姐，四十年了！你终于回来了，爸临死的时候念叨的只有你，说不该让你们去台湾，一家人在一起也比挨批斗强。”炳忠说。他的眼睛潮湿，语气有些迟缓。
　　“爸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1975年。我大妈妈健在吗？”炳忠问。
　　“1985年去世的。她一直想回来，一直念叨你们，后悔去了台湾。”老太太说，“我娘临死的时候，嘱咐我一定要把她的骨灰送回来。这次，我把她的骨灰带回了。”
　　“好，跟爸葬在一起，右边是我娘，左边是大妈妈，我留着地呢。”炳忠说。
　　在炳忠和姐姐说话的时候，炳忠妻子出来了，说：“这是姐吧，快招呼姐和客人进屋坐呀，别站在院子里说话。”
　　炳忠把妻子介绍给姐姐，姐姐又将儿子志光和孙女倩倩介绍给炳忠，又指着中年人对炳忠说：“这是你们地区台办的干部，我们坐飞机到长沙，是他接我们来的，很热情哪！”
　　炳忠打过招呼，把客人们招呼进屋。桌上，早摆上了一盘盘的炒花生、炒瓜子、油炸红薯片。那倩倩不怯生，还没等热茶端上桌，就去抓过一块红薯片，边看边说：“奶奶，这红薯片怎是圆的呢？好香啊。”
　　说罢，她就塞进嘴里，边嚼边说:“好吃。”炳忠妻子见状就说：“舅奶奶这里的红薯片有好多，只要你喜欢，任你吃呢。它是用蒸熟的红薯做的，各种形状的薯片，圆的呀，方的呀，三角形的呀，动物形状的呀，都有。”
　　“弟妹能干啊。”老太太夸奖一句，然后对倩倩说，“奶奶小时候吃过，奶奶也有四十年没吃过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的味道，甜软香糯呢。”
　　“姐，你尝一块试试。”炳忠妻子说。她将桌上的盘子端起，捧到老太太面前。
　　老太太捡起一块小的，边嚼边说，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呢。她接着对儿子和台办干部说：“你们都尝尝，别看是土货，却能让人一辈子都记住的味道。”
　　一个人最初的胃部记忆十分繁杂，很难准确梳理。但年少时候吃过的东西，吃得最多的东西，是能记住一辈子的，比如简简单单的农村每家每户都有的红薯片。故乡有多么具体，便有多么抽象。在外漂泊数十年，已经习惯了在异乡的生活，然而一旦回到故乡来，就立即有了回到家的感觉。故乡的亲人，故乡的山水，故乡的食物，就连一块小小的红薯片，都觉得是那么亲切。谁说这红薯片不是一个游子成为自己的一个起点？没有这个起点，游子将成为另外的人。人生啊，就是这样循环守恒。疏远和回归，需要时间和距离。游子离开故乡，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当他足够丰富时，最初的、简单的食物却又渐次清晰。
　　炳忠端详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腰板挺直，慈眉善目，在她的身上，找不到当年盛气凌人的样子了。四十年的风雨冲洗她，四十年的时间改变她。她的随和亲切的温暖里，一定饱含了不平凡的经历。
　　台办干部跟炳忠介绍，他的姐姐刘丽蓉女士是台湾排名第二的丝绸商，在台湾有工厂，在香港也开了公司，香港公司由他的儿子刘志光夫妇经营。他们是通过台办寻亲，才回大陆，才回云阳镇的。台办干部说，地区领导和台办领导重视刘女士的大陆之行，由他全程陪同，看看家乡的变化，诚挚邀请他们回家乡投资兴业。
　　“他们怎会愿意回我们这穷地方投资？”炳忠疑惑地问。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台办干部说。他想想，接着说，“据我了解，有远见的台商都选择在大陆投资。你姐姐是有远见的，要不然她怎做到台湾第二？”
　　村里大喇叭在放着王洁实和谢莉斯演唱的《外婆的澎湖湾》。那悠扬的略带伤感的歌声在村里的上空回荡。一屋子的人静静地聆听，老太太刘丽蓉眼睛潮湿。小朋友倩倩轻轻哼着“外婆的澎湖湾······。”她忽然说：“奶奶，这是你的澎湖湾吗？”
　　“是的，孩子，这是奶奶的澎湖湾。”刘丽蓉说。

　　要吃饭的时候，朱东峰赶过来了。他进屋就跟台办干部打招呼，说对不起，来晚了。台办干部就热情地将东峰介绍给刘女士，说：“这是云阳镇镇长，他在县城开会赶回来陪您们的。”
　　刘女士站起来，东峰正要上前握手，刘炳忠就指着刘丽蓉对东峰说，你该叫她姑姑，又指着刘志光说，你该叫他表哥。
　　东峰就叫姑姑，叫表哥。刘丽蓉疑惑地问：“这是你儿子？”
　　“半个儿子，大女婿。”炳忠说。
　　这一幕，让台办干部感到惊讶。这干部并没有见过东峰，他只听镇办公室主任谢前进说，朱镇长会赶回来接待。他说：“原来朱镇长是老刘家的女婿呀，这太凑巧了，太好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一半了。”
　　这时候，村里的喇叭喊，全体养猪户注意了，全体养猪户注意了，村里养猪场新到了一批饲料，请需要的赶紧到养猪场购买，没现钱的可以赊帐。
　　“村里有养猪场？”刘丽蓉惊疑地问。
　　“现在我们镇上，村村都办了养猪场呢。”东峰说。
　　为了接待台胞，东峰听完县委书记陶介林的报告之后，就请假回来。他猜测这次来的可能是岳父的姐姐。但为何由台办干部陪同呢？云阳镇也有好几户有国民党老兵回乡省亲，并没有人陪同。这次由台办干部陪同着的台胞，应是有一定背景，或是有一定实力。现在明白了，回来的果然是岳父的姐姐祖孙三代人，而且，他应当称呼姑姑的刘丽蓉女士，是台湾的大丝绸商，是在商界有实力有影响的。
　　他有了将姑姑留在云阳镇投资的想法，这与地区台办的想法不谋而合。云阳镇乃至全县，还没有一个台商或外商投资的。如果能让姑姑在云阳镇投资兴业，那一定是全县标志性的事件，是有示范作用的。他又站在姑姑的角度想，云阳镇乃至临水县虽然是内地，目前交通不便，但市场潜力大，从长远看是不亏的。这样想着，他招呼着姑姑和表哥上桌吃饭。他将一个大鱼头夹在碗里，放到姑姑面前。
　　“你太客气了。”姑姑说。她知道，这是云阳镇乡下待客的最高待遇，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享有这样的待遇。

　　东峰不多说话，埋头做了一件事。他一个人扛着锄头铲子上了水库边上的山，在杏芳爷爷奶奶的墓地旁边挖了个坑，又让村长付大鸣送来青砖和水泥砂子，把坑砌好。做好这些后，他让岳父请姑姑将姑姑母亲的骨灰盒送上山。
　　那一天，杏莲和清正都回来了。刘炳忠觉得姐姐从台湾回来，对刘家来说是大事，他让杏芳打电话，通知妹妹杏莲从武汉回来，通知清正从执教的学校回来。正赶上国庆节放假，杏莲和清正一接到电话就往家里赶。清正已经从湖南师大毕业，因为他是党员，分配时本留在临水县教育局，但他自己要求到偏远的里溪中学执教，那中学管着两个乡的农村孩子。学校里没电话，杏芳就把电话打到里溪乡政府，请乡政府的人通知清正回来。刘炳忠要让姐姐见见他的几个儿女。杏莲是武汉大学计算机系最年轻的副教授，找的对象也是大学里的副教授，这是他最为骄傲的。
　　那一天，原本阴阴的天忽然下起雨来，淅淅沥沥，村子笼罩在淡青色的雨雾中，有点恍惚。清正举着伞，陪着志光表哥捧着骨灰盒缓缓地向山上走，杏芳举着伞，陪着姑姑跟在后面。姑姑的孙女倩倩和炳忠夫妇都跟在后面。还有炳忠家的大黑狗不怕雨，一声不响地跟在后面，一会儿又跑到前面去探路，像是真实的警卫。
　　在山上，东峰小心地接过骨灰盒，和志光一起捧着入坑。东峰边推土，边说：“好人下葬，天是要下雨的。今天天哭了，是大奶奶回家了！”
　　刘丽蓉的眼睛潮湿，跪在地上，说：“妈，您回来了。您不是一直喊着要回来吗？四十年了，我把您送回来了，回到云阳镇了，回到故土来了，回到爸爸的身边了。”
　　刘丽蓉的声音低沉，悲切，在模模糊糊的山林里回荡，原本死一般的寂静被撕开了，从树林里噼里啪啦飞出几只青鸟来。
　　刘丽蓉又在父亲和小妈妈的坟头跪拜。她在父亲的坟头长跪不起，她想到父亲当年对她的疼爱，对她的娇宠，对她离他而去时的不舍。她想到从不流泪的父亲在她和母亲离去时竟失声痛哭，那时，她竟未意识到是生离死别啊！这样想着，她泪水长流，大放悲声。
　　大家磕过头之后，清正在旁边放了一串响亮的鞭炮，放鞭炮时，他让志光表哥牵着倩倩先下山，他怕炸着倩倩。

　　下山的时候，像天有感应似的，雨停了。山间田野吸足了雨水，到处湿漉漉的，青绿的树木的叶子，时不时啪啦一声，掉下一颗雨珠。刘丽蓉拉着东峰的手，说：“谢谢你，东峰，你是镇长，你还帮我做这些事。”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是晚辈，姑姑。”东峰回答。
　　刘丽蓉十分感动，她侧身对刘炳忠说：“你有三个好儿女，有两个好女婿，那一个我虽没见，想来跟东峰一样优秀。我也有一个好儿子和好媳妇，都是从美国读了研究生回来的，我的小孙女也乖，我们这家没有衰败啊，如果我们的父亲母亲地下有知，当引为骄傲。我知道，解放后不断有运动，□□那些年你们一定吃了不少苦。我在台湾，也是苦过来的。刚过去的时候，妈带我们住舅舅家，舅舅住的房子也不大，他家有五口人，我们母女就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住久了，舅妈就给我们冷脸，舅舅不在家时，她就无故摔东西。那时候，我妈后悔跟着舅舅到台湾啊！哪怕在大陆挨批斗，也比在台湾寄人篱下强。我妈说原以为舅舅可以护着我们，没想到他自己也顾不上。我妈受不了舅妈的气，就带我出来租了个小房子，试着卖小菜、卖水果维持生活。我和我妈甚至跟人家去洗过衣服，为讨一碗饭吃。那租的小房子经常漏雨，一到雨天，雨水就会滴到我的脸上，我的周围摆满了锅锅瓢盆，我和我妈就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只有那角落不漏雨。这样过了几年，妈就带我做本行，做丝绸生意。丝绸生意是爸告诉我们做的呀，这时候，我们特别想爸，想在大陆的你们。直到做丝绸生意，才开始赚钱，才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蒋经国先生下令解除戒严的时候，我们在台北、台中和高雄都开了丝绸店，还把丝绸店开到香港去了。直到这时候，我们才苦尽甘来，才光彩起来。只是志光他爸，没有享福的命，在台北的一次车祸中丧了生。他陪着我们打拼了二十多年啊！”
　　万般情愫犹如秋天里的大雁，翱然而来，又翩然而去。百感千思，绵绵往事，都离六十岁的刘丽蓉远去，只留下这湿润润的青山，只留下她发自内心的叹息。
　　“一切都过去了，姐，现在我们都好了。”炳忠安慰姐姐说。
　　他想到自己在□□时挂牌挨斗，戴着高帽子游垄串户，想到自己一家所受的苦难，原来这些苦难都是有回报的，现在不是丕极泰来了？原来他只以为自己苦，没想到姐姐和大妈妈在台湾也过得苦，过得不容易；原来是苦难改变了姐姐的性格，是苦难成就了姐姐，成就了刘家。
　　刘丽蓉祖孙三人在她的弟弟家住了一个星期。他们观赏水库的风景，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周围的四座大山，还去了那大河岸边。炳忠说那大河原有江豚，但他们去的那天没有看到，只有大河水奔腾汹涌，像是欢呼着游子回乡。
　　东峰邀请姑姑一行去镇上看看，刘丽蓉说好；杏芳又说请她顺便去看看她的服装厂，刘丽蓉也答应。镇上的那条街上，人挤人，红男绿女，熙熙攘攘的，刘丽蓉只觉得热闹。街两旁的铺面，有超市，有饭店，有服装店，有卖鲜果的，卖五金日杂的，卖种子农具的，有配钥匙修锁的，有拔牙治伤风的，有算卦的，有理发美容的，还有大喇叭噗噗噗噗响几声，开始广播，这边降价卖洗发水，那边卖今年流行的鞋子，真皮的。
　　刘丽蓉大为惊叹，她说：“我小时候，镇上哪有这么多人啊！”
　　走到街中的时候，刘丽蓉在新开的影楼门前站住脚，说：“这就是我家当年的绸缎铺。”
　　“妈，您就记得这么清楚？”儿子志光问。
　　“小时候有些事不记得，有些事记得。那时候，上绸缎铺的人多着呢，一个个都是有钱人，还有从武汉和九江坐船过来的。”刘丽蓉说。她感叹一句，“看了这么多商铺，怎么没有一家绸缎铺呢？这古镇有卖丝绸制品的传统，远近闻名。不该丢弃了呀！”
　　“那您到这里开个绸缎铺，荣归故里，重建辉煌如何？”东峰不时时机地说。
　　“我要开，就开绸缎一条街。”刘丽蓉豪气地说，“这条街由我来投资来建设，里面的商铺由我来出租，当然，里面只能卖丝绸制品或是高档些的衣服，我也可以把台湾的丝绸制品带过来。”
　　“那是好事呀，如果您有投资的打算，镇上和县里所有的事情由我来协调。”东峰高兴地说。东峰感觉到被称为姑姑的刘丽蓉有十分精明的商业头脑，她的思维根本不像是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太，而像年轻人一样活跃。
　　东峰怎知刘丽蓉是在绸缎铺的算盘声里长大，又是在台湾的艰难生活里一丝一缕地拼得一个商业江山。她在云阳镇转了圈，发现了自己的商机。这一次，她把母亲的骨灰送回来，就有落叶归根的打算，丈夫已经故去，台湾就她一个老太太，儿子媳妇大部分时候在香港。她思念小时候生活的家乡。因此，她回来也有考察市场的打算，如果合适，她希望把台湾的业务转到大陆来。这一切终究要交给儿子的，于是，她带着儿子回来了。当她看到大陆建设发展的壮阔场面，看到云阳镇如织的人流，她仿佛看到了她的企业的前景了。而且，这里有个侄女婿是镇长，也省掉了很多麻烦事。这侄女婿做事细心，一个人扛着工具去为她母亲的墓地挖坑，是个有心人。天时地利人和都凑在一起了啊！

　　杏芳的南南服装厂实际上就是一所空学校的三间教室。刘丽蓉一行去时，那教室一片繁忙。每间教室里，有二十多名姑娘或是大嫂在踩缝纫机。杏芳介绍说：“这就是我的三个车间呢。”
　　杏芳见台子上有两套烫熨平整的衣服，知道是刚做好的样品，就一把摊开，每个部位比对着。然后，她撩起衣服，扯着线缝，检查着线条的平直和接口的黏合。她抖着衣服，轻快地叠好。她边叠边对姑姑说：“我的工人们制作技术都不错，她们缝制的衣服，不但在本地区本省卖，还批发到江西、贵州那边去了。”
　　“杏芳啊，姑姑对你刮目相看。”刘丽蓉赞叹说。
　　“像这样的作坊出品的衣服，能做到这个样子，模仿的品牌有模有样，跟得上潮流，已经很不错了。只是你那么多教室空着，可惜了。”志光说。
　　志光在服装厂的总设计师苏小雯的陪同下，在三间被他称为作坊的教室里转了个遍，看得认真。文质彬彬的志光，很有商业头脑。他在美国读研究生时，认识了同学陈宝珍，两人坠入爱河。宝珍是香港人，家境优渥。志光和宝珍结婚后，接手了母亲的部分事业，香港的绸缎行也是他和妻子在打理。他带着女儿陪母亲回大陆省亲，也是想借机考察大陆的市场。他的妻子、岳父岳母都支持他的事业向大陆发展，岳父做了一辈子生意，很有眼光，对他说，要想把事业做大，只有去内地投资，内地的市场足够大，而迟去不如早去，像早去的李嘉诚，捡了多大的便宜呀。早去可占政策优厚的先机，据说，只要在内地投资，不说税收优待，连土地都是白送的。当母亲说要在云阳镇建丝绸一条街时，他暗暗钦佩母亲独具的商业眼光。母亲有荣归故里的意味，但更看好的是云阳镇的人流，两省几县交界，就这一个古镇，商机无限呢！他更进一步想到，不但建设丝绸一条街的前景可观，还可以投资办厂，有看得见的收益。
　　杏芳叹口气，对志光说：“我目前只有开三间教室的本钱，我们的起点低，哪能跟你们比呢？”
　　“那你可以引入投资呀？”志光说。
　　“我们天天呆在镇上，到哪里去引进投资呢？”杏芳说。她突然灵光一闪，道，“志光哥，你愿意回来投资吗？”
　　杏芳一直有把规模扩大的想法，能与外商合作，那就等于借了一条出海的道，那就等于贴上了一个更保险的金色标签，那有利于服装厂的发展。小雯跟她提过这事，而且也与她在服装学院进修的同学联系过。杏芳想，如果志光愿意投资，什么条件她都可以答应。
　　“我？”志光怔了一下，说，“好，我想想。我妈要在这里建丝绸一条街，台面上的事，肯定要由我来跑的。这与我在这里投资办厂，可以相得益彰，不费太多的力。好事啊！不过，如果由我来投资，你可能就不能全主导这服装厂了呀。”
　　“只要这厂办好了，有发展了，我愿意。”杏芳说。她想的是，现在东峰当镇长了，她在镇上办了个服装厂，多多少少会影响东峰的，而东峰又是比较严格的人，她不能让东峰为难。如果有外商投资了，那就是另一回事，即便这外商是自己的表哥。
　　一旁的东峰把眼睛瞥着刘丽蓉。杏芳的话，说到了东峰的心坎上。他希望云阳镇出现一家外商投资企业或是合资企业，这有多大的带动效应啊。但要志光投资服装厂的话，他是不能说的，因为这服装厂是他妻子的，他不能有私心，要说，这话只能由杏芳自己说，他们毕竟是表兄妹。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要由姑姑刘丽蓉拍板的。
　　“你投资办厂，妈支持。”刘丽蓉瞥着志光，说。她其实也看到了投资服装厂的可行性，升级改造之后，这服装厂有广阔前景，会插上腾飞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