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李鹿子

22、新想

　　圣人模式，文化心态对文学的影响相当大，这尤其表现在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 中，罗贯中还是不自觉地把立场挪到汉室江山的合法继承人刘备身上，才略盖世的诸葛亮以其浓郁的“家国意识”为刘氏的江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被塑造成“圣人模式”阵营的千古楷模。我们从诸葛亮身上看到了一道巨大的阴影，这“阴影”的制造者便是“圣人模式”学说。千百年来，信奉这种做人规范的，又何止诸葛一人呢?自项羽在四面楚歌中自刎于乌江河畔之后，就宣告了真正意义上的 “超人模式”在中国历史命运的终结。这是 “圣人模式”文化选择的结果，正因此才有项羽在楚汉相争中的失败。

　　无意中看到的。

　　这个说法有点意思，到是提醒了我，圣人与超人好像并不太一样，圣人是秩序的代表，而超人则是破坏的代表。

　　这里所谓地圣人，是孔子为代表的体系，据说孔子也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圣人，这种圣人是被封的。

　　我到觉得中国的圣人指的是伏羲神话中伏羲，神农这种人，这种与后世帝王并不一样，后世帝王都是一些弱者，徒有帝王之名，后世指的帝王其实与他们本身没什么关系，无非就是硬抢或者是继承而来，显然与前者而言是不相同。

　　这点老子口中的圣人也是如此。老子也没有承认自己是圣人，因为他认为的圣人也是前者。

　　大多数的后来者都认为圣人是家国之代表，因为这个圣人是与那些开辟生存环境的祖先是一个类型，这些圣人并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整个部落，整个家庭，显然是私有制之前就存在的圣人。而私有制之后的圣人其实都没有人承认过，包括声名远扬的孔丘，也是被封圣。
　　后来的圣人都是以此类推。无论是老子，孔子却是算不上圣人，因为私有制到来后根本不存在圣人，要明白他们所说的圣人根本就不是私有制的圣人，自然也不是帝王，也就是那些对人类有功的人，被推举为领袖的人，而不是先推举而后有功。

　　这里的圣人与超人才是一致的，而论孔子为首的圣人其实是私有制也就是王朝秩序的圣人，与西方文明的超人，一直都是不同的，而且是两个不同方向，但是与基督教是相同的。

　　超人，与圣人是相生相克，超人的自强与圣人的自强不息也不同，以孔子为首的圣人的自强不息，是以家庭制度而言，不在家庭制度之内，那就不是自强不息，超人的自强，是以个体，并不以家庭制度而言，这里也是很明显西方与中国一贯的不同。

　　从中国以大局为重观就能看出来这点。

　　这里必须考虑到，西方国家的地理环境而言，他们更像是游牧民族，侵略性强，理性认识也就是直观认识，这点他们的文化也很明显，与中国而言完全相反，中国是更多像母国，侵略性不强，感性认识也就是概念认识。审美观也是如此的不同，中国更多喜欢柔美，而西方则是偏向状美，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只是偏向。

　　以他们的文化而言，注定他们会偏向个体，偏向冒险，而中国正好是相反，中国偏向家庭，偏向安稳。

　　但总观而言，两者看起来有许多不同却又十分相似。

　　如果说超人是指个体而言，那么中国的圣人是指家庭而言。

　　而我想，超人与圣人也是一体的。

　　我认为，这依然来源已久，超人代表了王，圣人同样是代表王，超人是首领的代表，圣人则是巫的代表。这点是非常符合尼采所言的，众所周知的是，基督教和孔教都属于巫教，但并不像尼采所理解的那样，而是从古老的时候就存在的。
　　但这些教派本身，就是从巫开始的知识体系的退化，是随着知识体系的增长而退化的保留，在历史当中的巫与王是随着家庭，城邦而不断地转变，其中王成为最高首领，巫则变成了王的下属单位，孔教就是这个典型，而最早的巫一直与王是平等地位，王掌握军事力量，而巫一直掌握知识，产生了一系列将领地，而巫与师，也就是巫就是师。
　　师门是明显巫的转变之一。

　　自从私有制的发展，巫与王的矛盾从这里就开始了，巫的条件就是知识，而王的条件是战争，这里所有教派的形成，都是由知识为主，可以说教派是知识的退化，也是发展过程中的保留物，这似乎可以用恩格斯所说的家庭制度来解释，家庭制度进步的同时，家庭关系则保留了下来，教派则是同样如此。

　　巫与王的分裂也是有着一个起点，巫与王的争斗也是由此开始。

　　所有的教派称巫为圣或者类似先知，但其实是巫，所有教派都认为只有巫才能成为领袖，而王则是对外，内圣外王，这个说法是事实。

　　巫的起源，一直都是巫是领袖，而王则是部落首领，部落首领是可以摆免，而巫则是传承制，巫并不能罢免，相反巫可以罢免首领。所以最有可能就是巫是母系的代表，巫就可以证实母系氏族的存在。
　　母系社会的消亡，才是首领制度的开始，而首领制度也是效仿巫的体系，也就是传承制度，禅让制，又从传承制度到世袭制，这种传承仍然表现在师制。

　　而从世袭制开始后，巫与母系的地位也与王的地位颠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