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 1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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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述中，1896年，42岁的福尔摩斯先生接手并处理了“戴面纱的房客”和“失踪的中卫”两件案子。其实，这一年还有一件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的案子，其独特之处在于，此案中有一位日后显名于世的伟大的中国人。那是福尔摩斯先生在当时就已经预料到的。
我不得不说，前两个案子显示了他非凡的科学的演绎法，而后一个案子，则显露了他不常见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另一面。
1869年9月27日，刚回到贝克街221B的我就受到了福尔摩斯的审视：
“哦，我亲爱的华生，你刚刚从哪个医生那里回来？”他放下《泰晤士报》，看着我走进房间。
“康德黎……”我应了一声，然而回神，“呵，这次我又是什么地方泄了密？他家可没有诊所的味道。”习以为常，习以为常啊。
“有百合花香，你的诊所从来不放这种花的……”福尔摩斯狡黠的一笑，目光里全然调皮，“没什么，其实是哈德森太太告诉我，你去拜访市议会顾问医生了。”
我大笑：“那你再推理一下我去干什么？”
福尔摩斯沉吟一下，重又拿起报纸：“近来你要去接人吧？——你口袋里后天的火车时刻表露出来了。”
“不错，”我把口袋里的字条全部拿出，“我要和康德黎一起去接他的中国学生。怎么念的来着？——s,sun——wen？哦，孙文。康德黎之前在香港一家医学院做教务长，孙文是他的得意门生。”康德黎的中文水平不错，然而我就不行了。只是这次在中国待过的福尔摩斯没有讽刺我。他只是揉揉眉心。
“香港……”福尔摩斯揉揉眉心。
我陪康德黎一起在火车站接到了孙。要不是他的黄肤黑发，我恐怕找不到他。原以为孙文会和中国大使馆的那些官吏一般打扮，没想到他一身西装如此俊朗，个子不高，但双目炯炯有神。我知道康德黎为什么那么看重这个学生了，因为我也一下子喜欢上了他。
预约的马车把孙（他倒是没有多少行李）送到了旅馆。一路上孙和康德黎夹杂着中文谈论，我在一旁听到什么“同盟”、“通缉”、“日本”、“利物浦”……不知道他这一路是怎样的经历。他一边说，一边看着伦敦的街道，眼神里莫名有了沉重的感觉。哦，一定是我不懂中国的原因。
回来我给福尔摩斯说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年轻人，不过他没什么表示。好吧，也许孙是犯罪嫌疑人的话，福尔摩斯会立刻约见他。
“来英国干什么？”他只是淡淡的说。
我笑他：“总不是来犯罪的。”
不过，我很快得知，孙居然是中国通缉的……“qin’fan”！哦，真是艰难的发音。孙是通缉犯？！
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孙一直定不下来住在哪里。我原以为他挑来挑去是为了找一个方便协助康德黎的地方，没想到是为了安全考虑。
10月10日我去问候康德黎和孙，希望对他寻找住处能有所帮助，结果得到了这个惊人的“秘密”。
孙很坦然地告诉了我原因：“我在广州的起义失败了，被通缉后流亡海外。走过了很多国家，一路被清廷派人盯着。在来伦敦之前，我的行李在利物浦全部丢失了。”目光灼灼带着笑意，没有丝毫的闪避。
真是耸人听闻的经历……
从康德黎家回来后我也告诉了福尔摩斯，原以为他会对遥远中国的罪犯有所兴趣，他确实是有所兴趣，只是兴趣的指向超过了我的预料。
福尔摩斯一跃而起，趴在了伦敦地图上，随即抬头冲我喊：
“华生！立刻给康德黎拍电报！告诉孙，尽快远离他现在出现过的区域！”
我当时不明白是为什么，不过福尔摩斯就是福尔摩斯，华生就是华生，我自然又出去发了电报。
但是仍然迟了一步。
第二天，即10月11日，孙失踪了。但他们发现并确定时，已经过了四天。
康德黎一封电报把我叫到了家中时，已经是１５日凌晨。福尔摩斯不在家里，我只能给他留了条子：
“孙失踪，请速来康德黎家”
“任何地方我都没有找到孙！”康德黎在屋子内焦躁地来回踱步，“我去苏格兰场要求立案，但是他们根本不管！想起你的电报，我觉得我只能把孙拜托给你了。你知道些什么？”
我赶紧解释（其实我也不知道福尔摩斯看出了些什么）。“那么请这位先生过来好吗？”康德黎焦急地搓搓手。
劝他不要着急，我许诺可以处理这件事情的人很快就会来。
我们不希望孙出现任何不幸。我心里有不安的担忧。
马车匆匆赶到康德黎家已经是1５日8时。双目熬得通红的福尔摩斯并不下车：“没有时间耽误了。请二位赶紧上车，带我去孙暂住的地方。”
在马车中，福尔摩斯问康德黎：“什么时候发现他失踪的？距今多久了？”
“１１日从我家离开没有多久，下午四点半左右。”康德黎忧心忡忡地描述，１２日晚我去探望他，才被告知１１日孙回来没多久就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我慌了，多方寻找仍是无门。想起华生发来的电报，我就赶紧把他叫了来。在您来之前，我去苏格兰场再次要求立案。福尔摩斯先生，”他向福尔摩斯微微倾过去，“您怎么看？”
“要苏格兰场立案？——”冷冷一笑福尔摩斯把目光转向窗外，“到了，我要看看他的房间有没有什么痕迹。”
孙的房间没有太多东西，日常用品，和几本从大英图书馆借出的书，多是启蒙运动时的著作。井井有条，明亮整洁，完全是他自己的风格。
福尔摩斯在屋里转了一圈，随手翻了翻那些大部头，随即不耐烦地合上。
最后他停在日历前：“这几日他一直外出？”他手指点着上面的符号（汉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去这些地方都要经过中国公使馆。”
我大吃一惊，康德黎的家和孙住的地方距离中国公使馆如此之近！那么……
“是的，中国公使馆没有挂国旗，开始孙没有留意。后来我的妻子提醒了他，不过孙并不在意，我太太也觉得只要不进到公使馆里面就好。毕竟这里是在我们大英帝国。”
福尔摩斯嘲讽地冷笑。
这时，孙的房间又跑进来一个人：
“康德黎先生，我收到电报就赶来了。”
在康德黎的介绍下来人弄清楚了情况。他脱下帽子行礼：“我是孟生，孙的老师。９日孙刚来拜访过我。”
“我要去中国公使馆附近走一趟。”福尔摩斯扣上帽子，“康德黎先生，孟生先生，请再往苏格兰场走一趟，告诉雷斯垂德注意中国公使馆。康德黎先生，请利用你市议会的影响多少施加一点压力。——华生，你会跟来吧？”
“当然！”我跟随着福尔摩斯匆匆出门。
我陪着福尔摩斯隔着街道远远地看着那栋并不十分显眼、既没有国旗也没有标牌的“中国公使馆”。然后我们装作漫不经心地在它四周走了走。
公使馆貌似有些繁忙，出出进进的长辫子的中国人和一些雇佣的本地人有不少。
福尔摩斯带着我走进附近一家酒吧。向老板要了两杯酒，随即攀谈起来。
“对面的建筑很奇特啊，那些亚洲人的打扮真奇怪。”
老板轻蔑地向那个方向撇撇嘴：“Chink！——野蛮未开化的民族，居然要用船运送一个疯子回国。真是笑死人了，按他们的方法，船刚刚驶出英吉利海峡就要把人闷死了。”
我心里一惊，怦怦直跳。福尔摩斯不动声色地继续追问：“哦，怎么回事？”
“中国公使馆，他们的雇工近来在我这里喝酒都在谈论这件事。那个疯子也够傻的，扔了几次字条，都没扔出来，被发现了……”
老板继续絮絮说着，我已经烦躁不安，不停地看福尔摩斯。而他一副在听可是其实是在思考的表情。
我们从酒吧出来，福尔摩斯伸展了一下身体：“华生，他们还真是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啊。”
“福尔摩斯，看样子孙确实在那里！他们要把他船运回国！”我着急地围着他转了两圈。
福尔摩斯看看表：“晚饭的时间了——跟我来。”他该不会是找地方吃饭吧？
当然不会。福尔摩斯带着我尾随一位从公使馆出来的本地夫人来到了一家中国人的商店前。“我们在这里等着，她是基督徒，我们可以从她下手。”福尔摩斯解释，然而我惊异他是怎么观察到的。
很快这位夫人就出来了，看样子是买了些东方的香料。福尔摩斯拦在了她前面行礼：“夫人，请问您是中国公使馆的管家吗？”
夫人吓了一跳，不过还是还礼道：“是的，我是女管家贺维太太。”
“我是顾问侦探福尔摩斯，”他直截了当，“我受市议会顾问医生康德黎先生所托，来调查公使馆里的一位年轻人。这是骇人听闻的的案件，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迫切需要您的帮助。”
“您刚刚说什么？！”贺维太太赶紧把我们拉到街角，“康德黎先生？您真的是康德黎先生派来的？”
“是的，您有什么能给我的吗？”
贺维太太在胸前画个十字：“上帝保佑！——那个叫孙的年轻人托我把这封字条送给康德黎先生。”贺维太太从钱包里掏出纸条递给福尔摩斯，他匆匆扫了一眼，装进衣袋。
“先生们，请尽快，那位年轻人的处境不妙。”贺维太太又画个十字，看我们跑远，“哦，上帝保佑，请降福与他们！阿门。”
福尔摩斯和我并没有连夜赶去同康德黎和孟生会合，而是在附近又逗留了两日，尽力弄明白了公使馆的内部构造和防卫。17日，我们带着孙艰难传递出的不妙消息回到康德黎家。
看完孙辗转传出的字条，康德黎和孟生大为震惊：“这，这可怎么办？孙很危险！”
“在公使馆附近两天来都没有见到雷斯垂德的人，”福尔摩斯烦躁地把外衣扔在椅子上，“不行，我们不能指望苏格兰场了——”他又把外衣披上身，“康德黎先生，现在你去找参赞马格里，孟生先生，请你去苏格兰场再次报案，这次报绑架，不是失踪——字条你拿上。”
“好的，福尔摩斯先生！”两位先生匆匆出门而去。
福尔摩斯和衣在椅子上坐下，指尖相抵，埋首胸前，眼神明灭。我在他身边静静坐下，不打扰他的运筹帷幄。
清晨，康德黎和孟生先后拖着疲倦的身躯回来
“参赞不在！”康德黎一进门就不满地嚷嚷。
“苏格兰场不管！”孟生也随之愤怒地挥挥拳头。
福尔摩斯还是那个姿势沉默，但是眼神越来越明亮。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不能自己冲进去救他出来么？您不是弄清楚了里面的布局吗？”为自己的得意门生担心不已的康德黎显然是有点晕了头。
福尔摩斯不满地看了他一眼，站起，谈起新的战略：“这样会涉及外交纠纷的。——两位先生，我们要再争取一些关注。现在，两位先生，”他摊开手，“这次你们先去外交部告知此事，就往严重了说，往法制上说。
“然后你们再去一趟苏格兰场，告诉雷斯垂德，这事外交部非常重视，要他们赶紧组织力量把公使馆围起来。
“我和华生去各家报社。——孙先生所作的事业，我想与我们先辈取得今日成果之努力相似，我要据此帮他争取舆论支持。
“各位，行动吧，我们三管齐下。”
于是，康德黎和孟生在前往了外交部和苏格兰场以后，担心公使馆会连夜行动，在雷斯垂德行动前，先去监视公使馆。
而我和福尔摩斯来到《泰晤士报》报社，由于主编曾蒙福尔摩斯帮助洗清了抄袭的嫌疑，再加上孙神秘东方革命者的身份是一大卖点，第二天的头条很快就敲定。我们又走访了几家大报社，把同样的内容登上版面。我们回到贝克街。
19日，伦敦报业异常热闹，各种号外在窗外响起，我跑出去买了几份报纸回来给福尔摩斯作参考。很快，其他较晚发行的报纸也纷纷转载了这一报道。
“哦，在我们的国家，居然会出这样的事情！”哈德森太太在送早餐时，愤愤地说，“我和邻居几位太太都觉得，革命家孙不能遭受这样的待遇，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不能让孙先生这样蒙难！中国需要他！”
过了中午康德黎和孟生也赶到了贝克街。
“苏格兰场已经包围监视了公使馆，外交部那里没有明确表态，”康德黎兴奋地搓搓手，又惊讶地说，“没想到孙的事情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一路上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询问这件事情！”
“不只是伦敦，”福尔摩斯请他们坐下喝咖啡，“不出三日，大陆、美洲还有我们国家在海外的殖民地，恐怕也要转载这些消息，孙要名扬四海了。”
20日，迈克罗夫特意外拜访。他带来了外交部的消息：“外交部马上要录口供，准备开庭，并且监视了水运，马格里也知道必须要放人。下一步，首相可能会出来施压。——歇洛克，这次又是你干的好事。”
福尔摩斯无谓地耸耸肩：“能让外交部这么快动起来，也要谢谢哥哥你。”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样一个人真的实践了自己的目标后，我们很有可能就失去了一个极大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迈克罗夫特今天话有点多，说的我有点不懂，但他似乎并没有真正生气。
“我不关心那个，”福尔摩斯是同样的口气，“你想过了，不也还是这么做了？”
迈克罗夫特表情无奈：“毕竟，为了宪法的尊严……”
福尔摩斯微微一笑：“毕竟，为了公义。”
迈克罗夫特带上帽子冲弟弟点点头：“好吧，我回唐宁街了——外交部还有事情要去监管。”
又过去一天，外交部和苏格兰场施压越来越重，各家报刊也穷追不舍，伦敦市民议论纷纷。但是公使馆的龚拒绝放人。难道他以为这是在他自己的国家吗？
终于，首相梳士巴利亲自出来关照此事。他勒令中国公使馆释出孙，否则驻英大使龚及其一众外交人员都将被驱逐出境。
康德黎、孟生和我看到消息都非常兴奋，觉得这下孙一定能够脱险了。然而福尔摩斯在看过报纸后，只是随手一扔，并没有太大的兴奋。“总觉得还是有点……”我听见他这样一句嘀咕，不知道嘀咕的什么。
23日，孙终于被释放。康德黎、孟生和我亲自去迎接，而福尔摩斯独自去了《泰晤士报》报社，不知道干什么。记者早就候在了康德黎家，但孙只是沉默。
恢复了一两天后，孙在康德黎和孟生的陪伴下登门拜访了福尔摩斯。哈德森太太没想到自己和各位太太一直关心的东方青年会登门拜访，又惊又喜地准备了一顿大餐。
饭桌上，欢乐的气氛融融，连一向严肃的福尔摩斯也不禁表情柔和。孙这次畅谈了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设想。我们集体为他举杯。
餐后，福尔摩斯同孙进行了一场严肃的对话。内容我在此就略去了，因为福尔摩斯当时就不同意我记录（虽然这篇记录不可能公开），而我自己也似懂非懂。能写的我想起一些：
“孙，把你的这次经历写下来吧，想必你各处的同胞都等着你披露真相。相信我，你的经历是你实践自己信仰的有力支持。”
“福尔摩斯先生，我正有此意。我会在书里，向世人讲述你的正义与智慧。”孙由衷地说。
“不，孙，不要提到此事与我有关。”福尔摩斯果断拒绝，“1892年我去过西藏，在那里用我的演绎法跟一些人结了仇。你的事业需要越多越好的人的支持……”
孙离开伦敦后，鲜少有消息传来，每次传来的只言片语，都与他的事业相关。他曾再次来到伦敦，说服议会拒绝向清廷提供武器。他的风姿在演讲中展露无疑，此时的他已经成为革命中的领袖（福尔摩斯说的一点不错）。孙来去匆匆，只能托老师康德黎传来问候的口信，就又回到自己的组织中。
现在是1912年10月，我写下此文的时间，距1896年那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已经过去了很久，孙的《伦敦蒙难记》也很少再被人提起。
我之所以写下此文，是因为从香港，传来了孙革命胜利的消息。我忘不了那位东方青年，忘不了那崭露头角的一年。
福尔摩斯已经退休。我原本想要去和他分享这一消息，想想还是算了。以他敏锐的神经，一定比我更深刻地理解着孙的努力。
我站在窗前伸展身体，从东面，缓缓吹来了清凉的风。
伦敦的雾，散了。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第 1 章